来源：澳洲四大号外
今天（2020.7.20），该报刊登了一位居于香港的澳大利亚律师Nicholas Tam的署名文章《To lure Hong Kongers, let's import their system》。
该文从一个现实的角度打破先前一些政客及评论员不切实际的幻想。
以下要点摘录供分享。
01
1841年，香港 – 大英帝国
1841年，当戈登·布雷默（Gordon Bremer)准将在香港的要塞点升起英国米字旗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帕默斯顿（Palmerston)勋爵将微薄的战争奖赏，这个视为“贫瘠的岛屿，上面几乎没有房子”的弹丸之地，有一天会吸引全世界的想象，成为世界性的经济中心。
缺乏自然资源，却有美丽的海港，英国的机构与广东人的勤劳才智相结合，香港得天独厚发展成为全球航空、仲裁争端解决、金融和运输的枢纽，上演着一个又一个富有挑战的繁荣故事。
02
香港的企业活力，澳大利亚不可复制
参议员安德鲁·布拉格（Andrew Bragg）正确地注意到，香港的成功应激发对提高澳大利亚的全球竞争力而感兴趣的决策者。
然而，适度的减税和对监管机构的调整（他提出的建议）不足以令澳大利亚复制香港的企业活力。
香港，除了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上限定为15％，将公司税的税率上限定为16.5％，对资本利得和股息不征税外，香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法律框架的简化。
例如，在香港征收的每一种税收都被纳入其861页的《税收条例》中。
相比之下，仅澳大利亚所得税就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它散布在1936年版《所得税评估法》、1997年版《所得税评估法》和1953年版《税收管理法》中，共22卷，共8740页。
当然，这8740也还未包括那无数个法规解释性说明和指导说明。澳大利亚繁琐的立法起草程序、过度征税和过度监管的文化的官僚作风像杀手般毁掉工作机会，为理解这些法例的律师和会计师大军经常疲惫不堪，并令到那些寻求创造财富的社会精英另寻出路。
目前，古老的劳动法框架似乎与压制性的税收制度相竞争，造成了最大的经济和法律的痛点。即使是最明智的大公司、由政府拥有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也违反劳动法。在大多数情况下，究竟雇主和雇员有没有意识到违反了法律？
那么，为什么习惯于案例法合同下兼具了灵活性以及议价能力的企业家会选择将生意转移来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却像拜占庭式处理事宜，例如在Woolworths的案例中花了十年时间去发现问题。
03
最高的最低工资标准，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具有世界上最高的最低工资和假日加班费率制度，这种文化使Brunswick的咖啡师在星期日工作比带着假发和长袍的法院大律师要高，正如Woolworths的高薪顾问Ashurst律师事务所表明的那样，Ashurst员工也被非法低薪了！
澳大利亚当前的经济框架与香港备受尊敬的前财政部长约翰·考珀思韦特爵士（Sir John Cowperthwaite）倡导的积极不干预主义理念无异。Cowperthwaite于1961年被任命，以拒绝收集经济统计数据而著名地阻止香港进入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漩涡。
这项明智的举动阻碍了宏伟的五年计划的制定以及经济中官僚主义干预的惯常手段，这促使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出了著名的观点，即“看到资本主义付诸行动，去香港”。
有人真的希望澳大利亚因性别平等报告、现代奴隶制声明、以及曾经要求公司证明其模糊的“社会执照”合理运作的证券交易所而引起的官僚主义负担而吸引国际流动资本吗？
堪培拉可能更容易使用领土权力将达尔文或北领地沿岸的一块绿地指定为试点城市，以便从头开始建立有利于繁荣的法律和税收体系，这在地理上也更接近亚洲。
04
试点城市，达尔文
为了简化和加快寻求监管一致性的要求，Bragg认为这有利于吸引金融机构前往澳大利亚，可以“批发进口”香港法律框架，并声明试点城市适用于2020年6月29日的香港法律，直至另行修改为止，其方式与澳大利亚的印度洋领地在1950年代转让新加坡时适用新加坡的法律一样。
由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于2009年首次提出的理论，在香港企业家高文浩（Ivan Ko）最近开始谈判在爱尔兰建造一个城市之后，试点城市再次成为头条新闻。
澳大利亚的试点城市将迅速消除使我们的经济窒息的政策弊端，并实现发展北澳大利亚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