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的晚年悔恨

2024年06月04日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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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埃德加·斯諾( Edgar Snow,1905-1972),生於美國堪薩斯城,1928年以記者身份到中國上海,1934年1月起在燕京大學新聞系任講師,1936年6月曾秘密赴陝北革命根據地採訪,回京后,寫了《紅星照耀著》(即《西行漫記》)。建國后,斯諾曾先後三次訪問,為發展中美人民的友誼做出貢獻。1972年2月15日逝世于瑞士日內瓦郊區的寓所中。遵照斯諾的遺願,其部分骨灰安葬在中國。1973年10月19日在大學舉行了安養儀式。

埃德加·斯諾,因為寫那本震撼世界的著作《西行漫記》,埃德加·斯諾這個名字註定要與的歷史聯繫在一起。這本著名的《西行漫記》大大美化了領導的,為中國在世界上爭取了不少支持,也使得不少中國青年投奔延安,幫助了毛的革命。毛與政府曾稱他為“我們的美國朋友”,一度禮敬有加,斯諾曾經獲得與一起在天安門城樓上國慶觀禮的殊遇——這一段故事是中國政府大書特書,還收入語文教科書,中國的中小學生都知道埃德加·斯諾的大名。

如果沒有1970年〜1971年的中國之行,斯諾也許就沒有晚年的悔恨。這一年,斯諾偕同他的夫人路伊絲從香港到廣州,發現“中國是一個只有一種聲音的國家”。到了以後,見到中國所有的人都背誦毛的語錄,每天要履行“早請示晚彙報”的政治程序,覺得這就象是一種宗教儀式。然後他去了他當年採訪毛澤東的“革命聖地”延安,參觀了“五·七幹校”(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讓與官員“勞動改造”的地方),認為那裡的生活就象監獄。這次訪華的所見所聞使這位革命的熱烈擁護者感到:“在一個地位日益顯赫的神權階層看來,所有不同意見或者補充性的思想都是異端邪說。”然後他再次回到北京,到他熟悉的參觀,聽到的介紹竟然是“北京大學在1949年以前是文化帝國主義機構”,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后才獲得新的生命。對這種肆意否定文化傳統的言論,斯諾感到非常吃驚。

最後他終於見到了毛澤東,毛對他大罵中國的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要對他們實行專政。毛還對他說“人民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是正當的和必不可少的。”毛澤東那句自鳴得意的話“我這個人是‘和尚打傘,無法(諧頭髮的發音,均為fa)無天。’”就是這次對斯諾說的,讓他深受刺激的另一件事情,是他的一位老朋友路易·艾黎的兒子艾倫被關押的可怕遭遇。路易·艾黎參加了中國革命並定居於中國。艾倫告訴斯諾,“文化革命”開始后,他就被囚禁于西北,在監獄里,他周圍所有的人都死於毆打、飢餓、凍餒和自殺【相關閱讀:安樂死根本安樂不了,別宣傳了】,只有他想辦法逃了出來,想辦法找到,才算是保住了一條命。

這次大陸之行使斯諾深受刺激,他覺得毛澤東有可鄙可厭的一面,對於當年寫《紅星照耀中國》頗感歉意。一年後,癌症奪去了斯諾的生命。伯訥德·托馬斯根據斯諾40多年的日記整理成書出版了《冒險的歲月:埃德加·斯諾在中國》,上述內容就是該書透露的。而斯諾如果地下有知,知道其夫人路伊絲以後在中國的遭遇,一定死不暝目:2000年,到北京,這次她想做兩件事情,一是想將斯諾的遺骨遷回美國,二是想將外國人的捐款送給某學生運動受害者家屬的團體“the mother of the gate of the peace”。

結果她一進中國,所到之處,都有中國的秘密警察跟蹤“保護”,行動處處受限制,中國當局既不準遷走斯諾的遺骨,也不準斯諾夫人與任何人接觸。當她到民大學想見“the mother of the gate of the peace”的發起人丁籽林副教授時,斯諾夫人被警察攔阻並強制帶走。斯諾夫人深感受辱,對丈夫以畢生之力支持的中國革命極度失望,她從此成為中國人權活動最堅定的支持者。

這是埃德加·斯諾的晚年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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