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擠進體制內
2024年高考正在進行中，今年有1342萬考生報名，創下歷史新高。
在前天的文章中寫過，1342萬考生中，還有大約413萬的復讀生（占高考人數的三分之一），而2024年本科錄取名額預計為450萬。
這意味著，今年的高考是史上最卷的一屆高考。
未來，還會更卷。
比高考更卷的，是就業。
教育部去年年末披露，2024屆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達1179萬，同比增加21萬。
畢業季即將來臨，這上千萬的大學畢業生湧入就業市場，結果將會如何？
智聯招聘不久前發布的《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今年，大專學歷應屆畢業生獲得offer的比率最高，佔比56.6%，且高於去年的54.4%。本科、碩博學歷應屆畢業生的offer獲得率分別為45.4%、44.4%，均低於去年的47.5%、56.7%。
期望進入國企的畢業生比例連續5年上升，從2020年的36%持續上升至2024年的47.7%；而期望進入民企的畢業生連續5年下降，從2020年的25.1%持續下降至2024年的12.5%。
第一財經披露，2024年國考報名人數高達291萬，較去年同期新增41萬人，創下歷史新高。
但是，在公務員報考人數不斷創新高的背景下，另一個消息也傳來了，體制精簡正在提速。
02
砸碎鐵飯碗加速了
澎湃新聞6月7日報道，已經有多地公布了這一輪行政精簡的比例，2%到5%不等。
河南省漯河市發布的《市直機關行政編製精減和核定專項方案》提出，對市直機關行政編製採取「一刀切」的辦法，統一按3%的比例精減，共精減54名。
甘肅省發布的《甘肅省行政編製精減方案》，按照5%的精減比例，紮實推進行政編製精減工作。
今年2月份，人民網山西頻道今年2月關於本輪山西省機構改革的報道稱，此次改革，總的廳局級機構不增加，同時還將逐步縮減省、市兩級的公務員行政編製，省級將減少3%編製，市一級至少減少2%編製，騰出來的編製將加強重點地區、重點領域、重點工作和基層人員力量。此外，省直機構領導班子人數也將有一定比例的減少，一般不會超過4人，和之前的動輒八九人相比，減幅巨大。
事實上，對體制內的精簡，山西早在2020年就開始了。
2020年4月，在山西省選取了忻州市河曲縣、臨汾市浮山縣、太原市婁煩縣、呂梁市石樓縣、晉中市榆社縣、長治市黎城縣6個人口不足20萬的小縣開啟整編改革試點。
截至去年，太原市婁煩縣，改革前35個機構，改革后精簡了13個，只保留了22個機構，相當於精簡了37%。事業單位從之前的62個精簡至40個，精簡了35.5%。
山西拉開序幕之後，疊加三年黑天鵝大背景，期間財政收入有所下滑，經濟復甦壓力舉步維艱，於是在去年年初，中央定調了全面機構編製改革的方案。
去年年初，官方發布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明確提出：中央國家機關人員編製精簡5%的目標，還要求地方也要著手精簡。地方黨政機關人員編製精減工作，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結合實際研究確定。縣、鄉兩級不作精減要求。
中央機構方面：據中國機構編製網10月12日披露，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調整相關國務院組成部門、直屬事業單位職責機構編製的通知，涉及工業和信息化部、生態環境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中國社會科學院等。
其中央行核減了30名行政編製、6名司局級領導職數。
去年，湖南省古丈縣、安徽省4個常住人口較少的縣（區）、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江蘇、湖南、湖北、內蒙古、江西等都已經開展了整編改革試點。
此外，還有一大批地區正在清退編外人員。
進入2024年，速度開始加快。年初的時候，各地就紛紛行動了起來。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自2023年12月以來，至少已有江西、北京、天津、湖南、貴州、上海、河北、甘肅、雲南、江蘇、青海、陝西、廣西、福建、四川、湖北、重慶、廣東等18個省份相繼召開會議，部署、動員機構改革工作。
03
精簡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關鍵問題來了，對體制內精簡，是出於什麼原因？原因並不複雜，公務員隊伍龐大，財政吃緊，再疊加人口通縮，小縣城收縮，人浮於事現象越發嚴重。
體制內人員越來越多，國家財政就越來越大，不堪重負。
看一組數據。
有機構算過一筆賬：中國財政中，向政府僱員支付的勞動報酬占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近十年來不斷上升：從2012年的33%左右，提高到了2019年的超過50%，再到2020年以後的超過60%。
比如某西部省份人口小縣，總人口僅4萬餘人，但財政供養人數近2500人，全縣總人口數與財政供養人員比例為16.9:1。
這種狀況放在過去經濟整生日上、財政狂奔的年代，或許還可以運轉自如。然而，在內外環境變化的今天，必須要進行機構編製改革才行。
從財政角度來看，我們的財政在黑天鵝平復之後，2023年增長不錯，但結構性不確定性仍較大。
我們一直以來的現狀是，中央有錢，但地方有缺口。但中央的財政盈餘，也只能填補地方一半的缺口而已。
這一點可以從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角度看到。
財政部數據顯示：2023年中央對地方一般公共預算轉移支付首次突破10萬億元，達到了102945.19億元。
這一數據，創下歷史新高。
轉移支付壓力加大的同時，地方政府另一個錢袋子賣地收入，在快速縮水。
我們知道，中國八十年代初，開啟了中央與地方財政分灶吃飯的模式，賦予了地方更大的行政權力各種它能控制的資源，並且把這些資源經濟化。其中土地資源便是其中之一。
各地賣地收入都是歸於地方政府使用。
來源：城市財經
最關鍵的是，進入2024年，趨勢並沒有改變。財政部數據顯示，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10536億元，同比下降10.4%。
賣地收入是地方的主要錢袋子，對於很多經濟、產業薄弱的地區來說，更是維持運轉的主要力量。
這部分收入跳水，財政吃緊程度可想而知。
最關鍵的是，還有被擺上檯面的地方債。去年以來，中央開啟了發行特殊再融資債券，緩解地方的三角債壓力。
去年8月份，財新網發布的一篇周刊《怎樣消化地方債》中披露了一個消息：中央銀行及金融機構將參与一攬子化債，其中包括安排特殊再融資債券大約1.5萬億元，但獲得特殊再融資債券額度較多的某個西南部省份需要付出一些代價，其中包括將公務員縮編20%。
西南部省份，將精簡20%的編製人員，也即要砸碎20%的編製人員飯碗。
以此看來，縮編已經成為減少地方財政壓力和債務負擔的重要途徑之一。
比如，在精簡之下，山西婁煩縣精簡人員編製341名，下沉鄉鎮人員編製56名，節約人員經費3410餘萬元，運行經費約990萬元。
山西石樓縣精簡力度同樣大，黨政機構精簡了37.1%，事業單位精簡了31.1%。節省了5000多萬元的開支，人員經費減少了2200多萬元。
湖北十堰，官方披露數據顯示，通過清理規範，當地編外人員比上年同期減少326人，減少率達9%，節省財政成本約1500萬元。
04
小縣城合併也是大趨勢
在之前寫這類事件的文章中，我提出過，除了對機構編製改革進行精簡外，還應該做的是收縮小縣城乃至小城市。
據統計，在全國2000多個縣域單位中，人口在20萬以下的多達400多個，其中5萬人以下的袖珍縣（市）有80多個。
而且隨著人口減少速度加快，這些小縣城還將變得更加迷你。
上個月，本號梳理過一遍公布2023年常住人口數據的城市情況，發現：目前公布023年常住人口數據的270個城市，157個人口在減少，5個持平，108個增加。
去年的結果，公布數據的268個城市，143個城市人口在減少，2個持平，121個在增加。
人口減少城市在進一步增加。
人口持續減少之下，鄉村、縣城乃至城市合併、消失，是趨勢。
以日本為鑒，自2009年達到人口峰值以來，日本總人口已經連續14年下降，從高峰時期的1.285億人減少到如今的1.24億人。
隨之而來的影響是，不少市鎮鄉村面臨消失的風險。
不久前，日本民間組織「人口戰略會議」（the Population Strategy Council）近日在人口戰略論壇上發布的報告顯示：由於人口減少問題嚴重，日本有744個市區町村（即中國的市鎮鄉村）面臨消失風險，占日本全部市區町村總數的40%以上。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農村人口見頂於1995年，當年農村人口85947萬人。到2023年，農村人口只剩下47700萬人。這4.77億農村人口中，還有相當一批在外打工，並未待在農村。
過去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讓農村人口大舉進城，很多人在城裡安家落戶，沒能落戶的，也都在城市討生活，或者在縣城安家落戶。
別看過年期間農村一片熱鬧景象，平時大多數農村都是一片闃靜。農田荒蕪，從前的萬家燈火已經變成了只聽蛙聲不見人語。
在這種背景下，國家農村合併模式，將兩個乃至幾個人數越來越少的村合併為一個村。
早在2017年，新華網等多家官方媒體就披露過一組數據，自2000年至2010年，我國自然村由363萬個銳減至271萬個，10年間減少了90多萬個，平均每天消失80到100個，其中包含大量傳統村落。
如今全國人口進入負增長階段，這種消失速度必然會加快。而且，還會有不少小縣城消失。
在這種背景下，合併村、鄉鎮、縣城乃至城市，既是順應時代的舉措，也能減少體制人員從而減輕財政負擔。
來源：城市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