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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的「砸鍋賣鐵」，可能導致「傾家蕩產」

2024年10月07日 10:41

作者： 關鳳祥

近來身體欠佳，情緒低落，非但謝絕了老朋友的餐敘約會，連門生求見也一概婉拒，更沒精力寫作。多虧中醫院朋友開的溫補藥方，加上老伴兒精心照料，情況居然逐漸好轉，精力開始慢慢恢復，又可以出門遛彎，找朋友胡侃了。學生們見我康復，非常高興，急忙把網上熱帖轉給我，其中有篇熱議「砸鍋賣鐵」的文章，觸動了我的神經。

原來，大家都在半公開討論同樣議題。更有小道消息，說社科院經濟所的專家們，對包括「砸鍋賣鐵」在內的盲目決策，議論紛紛，認為如此蠻幹，可能導致國家整體「傾家蕩產」。這些本屬他們份內工作的討論和建言，惹怒高層，被扣上「妄議」罪名，招致領導班子整體洗牌，還有所長為此失去人身自由，匪夷所思。

種種怪事，逼迫我非寫篇短評不可。

「砸鍋賣鐵」好，作用又如何？

文章是新加坡《》一個月前（8月28號）發的消息，說重慶市璧山區政府，正式成立了「砸鍋賣鐵」工作專班，開始摸底國有資產，準備處理變賣，用於償還政府債務。儘管《聯合早報》是海外著名大外宣，它的消息一般來自官方，但我還是半信半疑，交叉比對若干官媒，發現消息屬實，因為類似機構，在其他地方也陸續出現。官媒還說，這是為了落實中央「新政」，預期能改善地方政府財政狀況。看來，這個「砸鍋賣鐵」的「敗國行為」（語），並非隨便說說，而是要動真格了。

「砸鍋賣鐵」這種事，在百姓的日常生活里，並不稀罕。通常的意思，表示決心很大，不計後果，跟「破釜沉舟」，「豁了出去」，有點類似。也有「傾家蕩產」，日子「沒法過」的負面含義。誰都知道，一日三餐不可或缺，砸鍋之後如何吃飯？怎麼生存？無非兩條出路：要麼再買新鍋，繼續開伙；要麼傾家蕩產，妻離子散，各尋生路，沒有第三種可能。

既然是中央指示，老關不由想問：莫非高層大佬，真要準備世界大戰，「放棄西安以東」（朱成虎少將雷人語）的人口密集地區了嗎？如果「準備打仗」屬實，誰還關心政府債務？乾脆以國家「緊急狀況」為由，一筆勾銷，或者暫時凍結，等「打完仗再說」，豈不幹凈利索？

帶著上述疑惑，我向體制內當官的學生求解。他的回答是：「關老師，你多慮了。估計跟其它拍腦門決策一樣，這個『砸鍋賣鐵』的餿主意，也很可能爛尾。首先，杯水車薪，難補巨大虧空；其次，廢銅爛鐵能賣幾個錢？殺雞取卵，也無法持續；第三，鍋砸了，日子怎麼過？買新鍋哪裡找錢？所以，最後只有不了了之。歸根結底，還得回到，尋找擺脫經濟危機的根本出路。」對學生的回答，我將信將疑，去找大院的朋友討論，試圖尋找更滿意的答案。

老師們有四種看法，有點新穎，好像網上還沒見人議論，不妨羅列出來，請大家看看，有沒有道理。

首先，目前政府有什麼「鍋」能砸，什麼「鐵」能賣？情況差別很大。從各地實際動作看，能變賣的東西包括三大類：一是出讓政府名下的國企股份；二是出賣出租政府閑置的房產設備；三是外包特許經營權（例如開礦權和能收費的服務項目，大型場館等等）。

其次，就算對上述三類資源出賣或出租，可以雷厲風行，能否解決政府入不敷出的財政困境，還是令人生疑。因為目前政府機構臃腫，疊床架屋，冗員龐大，無效開支太多。若無機構改革與精兵簡政相配合，單純指望砸鍋賣鐵就能走出困境，並不樂觀。

第三，變賣或出租政府資源，還涉及到政策與法律問題：憑什麼改變原有用途？是否違背原先的法律條文與政策規範？會否會影響政府的行政效率？引發起新的利益衝突與社會矛盾怎麼解決？等等。

第四，總理任內，曾有過大刀闊斧的「國退民進」，把許多經營不善的國有資產，改製成股份化，甚至賣給私人。員工下崗失業的同時，也造就了新生的權貴集團，成為後來政治民主化與經濟市場化的巨大阻力。

如今要砸鍋賣鐵，納稅人有權追問：什麼鍋應該砸，可以砸？賣給誰？怎麼定價？是不是應該經過論證諮詢，聽聽專家和民眾的意見？眾所周知，優質資產，如果明顯有利可圖，才會有人願意接手。而屬於雞肋的東西，就算白給，也未必有人接盤。如此以來，會不會導致圈內人捷足先登，先把好資產弄到自己名下，再把燙手山芋讓給冤大頭？或繼續留給國家？按官商勾結現狀，這個概率很高，所以當官的學生說，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已是慣例。一但發現弊端，估計又會出台新禁令，讓來勢洶洶的「砸鍋新政」，變成下一個爛尾工程。

「砸鍋賣鐵」后，還出什麼招兒？

中國地方差異巨大，各地財政狀況苦樂不均，很難一刀切。有些地方，肯定會雷厲風行，砸鍋賣鐵行動快，比較徹底。等到沒鍋可砸以後，還有什麼新花樣，能招財進寶，讓政府爛攤子繼續維持嗎？樓上的王教授認為，政府有的是辦法。比方說，最近出台的延遲退休，明顯就是要多割韭菜，少發福利，讓繼續向公務員傾斜。讓你延遲，就得延遲。反正沒法制，沒制衡，高層腦門一拍，就能往下推行。已經有人預言，有了第一次延遲退休，就可能有第二次、第三次。

還有，上海試點的所謂「房屋養老金」新招兒，是另一種割韭菜的主意，等於變相房產稅，未來成效如何，有待觀察。還有一種趨勢，就是廢止多年的「福利分房」政策，有可能死灰復燃。有專家提出，既然商品房滯銷，半價也沒人買；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困難戶，無力購房，於是建議政府介入，廉價收購商品房，出租給困難戶，等於房屋公有，政府成為地主和最大房東。另外，河南省開始試點，對農村宅基地徵收年費，相當於另一種地稅，也是黨國開闢財源的方法之一。

順著王教授話頭，我們往下討論，越分析越害怕，感覺有可能全面倒退到改開前的舊體制。如果聯繫到可能的戰爭因素，那麼，實施強制性的戰時共產主義制度（舉國動員體制），不僅有可能性，甚至有必然性。從意識形態抓起，高唱優越性，強調黨管一切，高度集中，全面限制並逐步降低影響，突出國有制和集體經濟的重要性，快速往計劃體制回歸。有人說，改革開放畢竟四十多年，要退回老路很困難。王教授說，以目前的思維定勢和體制固化看，走老路比較符合現領導層（文革青少年）的認知水平。

他說，回首后毛時代，包括鄧江胡三朝在內，儘管搞了些不倫不類的改革開放，但都沒有肯定過，市場經濟是永久性方向，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是對公有經濟的附屬和補充。咱們何曾聽說過，社會主義公有制有啥方向路線錯誤？哪裡樹立過」私有制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地位？從來沒有！恰恰相反，打壓、排斥、損害，侵犯民企的土匪行徑，層出不窮。類似消滅大午集團那樣的無理剝奪，層出不窮。所以，咱們的市場經濟，沒理直氣壯過；而滅資興無，化私為公，收歸國有，似乎光明正大，理直氣壯。

當然，就算按照黨國的習慣性思維，往國有制方向靠攏，甚至全面回歸，就能解決政府的財政困難嗎？想來想去，感覺雖有一定阻力，但並非沒有緩解危機的可能。當然，至少需要下列四項配套措施，才有可能效果明顯：第一，大張旗鼓地批判鄧江胡和所謂改革派理論家，清算他們以改開為名，走權貴資本主義道路；第二，清退權貴家族藏匿的天量資產，包括追討已經轉移到海外的資產，收繳國庫，與百姓共度時艱；第三，調整苦樂不均的薪酬福利制度，回歸到改開之前的相對平均，高低差距最多十來倍，而不是如今的幾十倍，或上百倍。限制或取消官員特供、高幹病房、公車私用、奢侈度假等特權待遇；第四，如實行定量供應，應該參考三年大飢荒時期，領導幹部和普通職工的定量標準，大體上平均。

如果做到以上四條，說明還有那麼一點社會主義味道，那麼恢復相對平均而且公開透明的福利制度，就有民意基礎，推行起來相對容易。當然，如果實行戰時共產體制，就算上述四條無法做到（或者無法全部做到），愣用暴力強推，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就看你服不服，也能勉強做到，或者部分做到。別看黨國體制搞市場化效率很低，但推行暴政的效率，向來很高，比如蔡奇在北京驅逐「低端人口」，就說到做到，立竿見影。

接下來，通過一系列措施，緩解目前非常嚴重的就業問題，讓底層民眾，在平均化的低水平上，勉強維持表面穩定，有可能暫時成功。反正咱們民族，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優良傳統。比方說，先砍四板斧試試，看看效果如何：第一斧，恢復改革開放前，由國家給大學畢業生統一分配工作的制度。或者發放失業救濟，和基本醫療服務卡，以工代賑，讓人人有飯吃，有病能治療。缺點是效率低，惡化人浮於事，優點是能快速解決青年人生存困境，有利於減少集體自殺【相關閱讀:安樂死根本安樂不了，別宣傳了】，或者報復社會的突發事件；

第二斧，動員畢業生到邊疆和基層，給碗飯吃。然後通過層層考核和員工評議，從低到高，逐級推選或提拔。有利於改變由官選官的任人唯親惡劣風氣；

第三斧，精簡機構，減少冗員，降低薪酬，鼓勵退休或者半休，自謀職業，自己養活自己。讓過份龐大的公務員和事業編製，快速瘦身，也有利於減少財政飯的壓力。

第四斧，如果農村恢復生產隊和集體經濟，也許能啟動上山下鄉2.0版，接收並消化千百萬城市青年（包括無業可就的大學畢業生），國家發放生活補貼（或基本底薪），到農村勞動，或參与不脫產的基層管理工作，不至於在城市躺平，繼續啃老，或者像寧夏那位大學生一樣，活活餓死在出租房內。同時，也有利於改變目前鄉村幹部家族化與黑社會化的危險狀況。

當然，除了以上四板斧，還有另一種規模更大，也許見效更快的引鴆止渴辦法，就是放鬆銀根，無錨印鈔，濫發紙幣，大水漫灌，借新債還舊債的同時，無限膨脹社會購買力，製造虛假繁榮，推動房市、股市、和匯市全面上漲。最近突然出台的萬億量化寬鬆，意味著「砸鍋賣鐵」戛然而止。但令人擔憂的是，如果只在金融貨幣領域做文章，而民企和實體經濟不見起色，印鈔放水的結果，比如稀釋全民存款，加速貨幣貶值。有可能重蹈國民政府金元券變廢紙的覆轍。

來源：議報

作者： 關鳳祥

我贊同王教授的說法，根據當前黨國官僚的整體素質和認知水平，他們選擇殺雞取卵政策的可能性很大。其中，既有體制本身的慣性因素，也是內外困境逼迫下的無奈之舉，明知是引鴆止渴，難以根本扭轉發展的大方向。

改變舊思維，探討新方向

當然，上述「引鴆止渴」或「敗國模式」，只是根據當前詭異的國情，做出無奈的分析預測。那麼除此之外，有沒有更好的政策選擇呢？按劉軍寧博士的說法，事情並不複雜，只要宣布三條「新政」，立馬就能提振投資信心，收到立竿見影的神效：第一，放棄領導人的終身制，重新恢復憲法和黨章規定的任期限制。第二，釋放無理關押的民營老闆，並歸還沒收的資產，保護他們依法經營的正當權益。第三，落實國企、民企和外企的平等法律地位，歡迎並保護所有財團法人公平合法競爭。他把上述三條，稱之為「興國模式」。不過他估計，落實上述三條的可能性，低於百分之一。之所以「敗國模式」積重難返，回天乏力，是因為體制性弊病，並非一朝才有的新問題，而是毛鄧江胡歷屆班子逐步積累起來的，就算習真心想改，他也未必有那個水平與能力。

回顧上世紀80年的代改革開放1.0版，它給社會和世界政經格局帶來的變化，舉世矚目，一度讓富裕強大起來，百姓生活和中國的國際地位，有了明顯提高。可惜剛四五十年，路子就越走越窄，處境越來越難，非但跟外部世界的關係日益糟糕，而且內部積累的矛盾（或危機）也越來越尖銳複雜。貧富分化，階層固化，普羅大眾越來越難，無業可就，無家可歸，外賣單王過勞死，高校才女餓斃，九青年相約跳橋，等等人間慘劇時有所聞。

有些毛左粉紅，喜歡把半吊子改革惡果，歸因於市場化，抱怨私有制和資本競爭。其實他們哭錯了墳頭，那並非改開本身的過錯，而是老鄧改開不配套，是「經濟放寬，政治收緊」的惡果。也就是告別政壇說的那句話（大意）：沒有與經濟改革配套的政治改革，經濟改革難以持續，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據說，溫家寶有過政改動議，可惜被的」不折騰」頂了回去。責任也不全在他們兩個「謹小慎微，缺乏魄力」的個人，而是整套黨國體系的局限性所致。

改開初期，保守派大佬陳雲，主張「鳥籠經濟」，也就是黨國體制對經濟的管控程度，可適當放大縮小，但不能完全取消，決不能讓企業的大鳥衝出牢籠，自由放飛。為反駁陳雲，老鄧搬出「市場中性」論，說市場「古已有之」，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名為「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用此堵住陳雲的嘴巴，不得不贊同向市場轉軌。認真剖析，老鄧的市場」中性論」是嚴重誤導。他不明白，古已有之的那種市場，屬於簡單的小商品生產，屬於集市貿易水平，跟建立在國際分工與比較優勢基礎上的現代世界市場體系，屬於不同的層次與等級。如果沒有世貿規則和國際監管，沒有公認的行為規範與價值標準，國際分工與公平交換，根本無法順利進行。

經過貿易戰、科技戰、信息戰反覆較量，我們今天終於明白，市場經濟並非中性，它離不開跟意識形態、政治理念、司法體系，甚至文化習俗相聯繫的配套制度。換句話說，如果離開自由平等、、產權私有、信息透明、公平競爭等國際準則，世界市場的運轉一天也難維持。不按照世貿要求，改革咱們的「中國特色」，中國就無法融入現代世界市場體系，這已經成為方向路線問題，而非像朱鎔基簽入世協議時說的那樣，僅是權宜之計（先簽字入世再說，能不能落實是下一步的事）。這也應了老毛那句名言（大意）：「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

9月12號，中國駐美大使謝峰，對中美關係劃出了四條新紅線：除了台灣和周邊的主權爭議，其餘三條（民主人權、道路選擇與發展權利）似乎都跟所謂「中國特色」有關，也跟中國在世界市場上咄咄逼人的廉價傾銷有關。這裏僅舉一例，說明在開放競爭的世界市場，很難界定純粹的內政。比方說中國農民工的人權狀況（包括戶口隔離，留守兒童、薪酬福利、勞動強度與工時長短，被秦暉教授稱為「低人權優勢」），看似一國內政，但在世界市場上，就成了公平競爭問題。為什麼中國產品可以低價傾銷？甚至打敗天下無敵手？除了國家出口補貼，還有勞動力成本過低因素。比方相同技術相同產品，美國工人時薪20美元，的時薪只有2美元，相差十倍，當然中國有競爭優勢。因此，美國工人，希望政府和國際勞工組織，監督中國工人的勞動條件跟福利待遇，希望差距縮小。從這個意義上說，老祖宗馬克思說的「天下工人是一家」，還真沒說錯。

總之，我們希望中國擯棄「敗國模式」，改采「興國模式」，早日走上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的康庄大道。如今，懷念老鄧80年代改開的朋友，多數看不到今日的停滯倒退，跟鄧氏改開的片面性和實用主義韜晦策略，脫不開關係。就算鄧胡趙三人再世，有本事重啟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1.0版，再繁榮幾十年，結果還是回到今日原點，走不出權貴資本主義的泥潭。

所以歸根結底，老關和朋友們的主張，不是簡單重複改革開放1.0，而是重新開啟改革開放2.0。這個話題，今天點到為止，希望有機會再深入討論。

初稿：2024年9月18日

修改：2024年9月30日

（注：本文原題目為《「砸鍋賣鐵」與「傾家蕩產」》，作者：關鳳祥，為北京退休教授。）

來源：議報